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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波克拉底(Hippcrates),(前460-前377),古希腊著名医生,欧洲医学奠基人,被西方尊为“医学之父”。
“人生矩促,技艺长存”;
“机遇诚难得,试验有风险,决断更可贵”;
“暴食伤身”;
“无故困倦是疾病的前兆”;
“简陋而可口的饮食比精美但不可口的饮食更有益”;
“寄希望于自然”等,
第一次提出了“预后”这个概念。他指出,医生不但要对症下药,而且要根据对病因的解释,预告疾病的发展趋势、可能产生的后果和康复的情况,这样就可以把治疗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。而实际上,他提出的这点恰恰是医学能够成为一门科学的最基本的前提。 希波克拉底誓词:“我要遵守誓约,矢忠不渝。对传授我医术的老师,我要像父母一样敬重。对我的儿子、老师的儿子以及我的门徒,我要悉心传授医学知识。我要竭尽全力,采取我认为有利于病人的医疗措施,不能给病人带来痛苦与危害。我不把毒药给任何人,也决不授意别人使用它。我要清清白白地行医和生活。无论进入谁家,只是为了治病,不为所欲为,不接受贿赂,不勾引异性。对看到或听到不应外传的私生活,我决不泄露。”20世纪中叶,世界医协大会又据此制定了国际医务人员道德规范。
2400年前,希波克拉底的医学观点与誓词对现代人类仍有启迪!
张仲景,(约公元150~154年),“医中之圣,方中之祖”。
写出了《伤寒杂病论》,它确立了中医学重要的理论支柱之一——“辨证论治”的思想,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,实属“点睛之笔”,对后世中医学发展起到了绝对的主宰作用。
用药的要点在于“精,简,直中病情”,不象现代中医那样,用西医的思维方式与逻辑来看病,为后世中医的楷模和学习的典范!!
将病邪由浅入深地分为6个阶段,每个阶段都有一些共同的症状特点并衍生出很多变化,这一时期的用方和选药就可以局限在某一范围,只要辨证准确,方子的运用就会有很好的疗效。这种方法后人称为“六经辨证”。
提出的“治则以整体观念”为指导,调整阴阳,扶正驱邪,还有汗、吐、下、和、温、清、消、补诸法。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剂。
《黄帝内经》是使中医产生,而《伤寒杂病论》则使中医长大。
“医学大师”的美名不仅是高超的医术,更重要的是其医德、医学思想和灵魂,经得住时间的考验。
孙思邈,(公元581~682年),被尊称为“药王 ”。
其《大医精诚 》一书中写道:“凡大医治病,必当安神定志,无欲无求,先发大慈恻隐之心,誓愿普救含灵之苦,若有疾厄来求救者,不得问其贵贱贫富,长幼研茧,怨亲善友, 华夷愚智,普同一等,皆如至亲之想。亦不得瞻前顾后,自虑吉凶,护借身命。见彼苦恼,若已有之,深心凄怆,勿避险恶,昼夜寒暑,饥渴疲劳,一心赴救,无作 功夫形迹之心。如此可为苍生大医,反此则是含灵巨贼。夫大医之体……又到病家,纵绮罗满目,勿左右顾眄;丝竹凑耳,无得似有所娱;珍羞迭荐,食如无味;酝 禄兼陈,看有若无。夫为医之法,不得多语调笑,谈谑喧哗,道说是非,议论人物,炫耀声名,訾毁诸医,自矜己德,偶然治瘥一病,则昂头戴面,而有自许之貌, 谓天下无双,此医人之膏肓也。”孙思邈之所以成大医,与其高尚的医德是分不开的,有大德,方有大医,这是药王的重大贡献。看现代社会,能有几人做到这个境界,现在的一些所谓的大夫,利令智昏,根本到不了这个层次,何有大医?
认为人若善摄生,当可免于病。只要“良医导之以药石,救之以针剂”,“体形有可愈之疾,天地有可消之灾”。“人命至重,有贵千金”,著有《千金要方》、《千金翼方》等中医经典。
孙思邈分析列举古代医生相互嫉害的史事,以此告诫医林中人,“不得使愚医相嫉,贼人性命,甚可哀伤”。
孙思邈把医生分为上中下三等,从医学与社会的高度来评述,认为上医医国,医未病之病;中医医人,医欲病之病;下医医病,医已病之病。
其养生之法:
发常梳;目常运;齿常叩;漱玉津;耳常鼓;腰常摆;腹常揉;摄谷道(即提肛);膝常扭;脚常搓;
临终遗嘱“薄葬,不藏明器,祭去牲牢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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